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必然出现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其表现之一就是信访的群体越来越大，频次越来越高，方式和手段越来越激烈，有媒体称之为“信访洪峰”。用百度搜索一下，与“信访”一词的相关报道就有882，000篇之多，而与“信访制度”一词有关的报道则达到了12，600篇。信访问题已经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

     回顾一下我国信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客观上看，它作为在我国全能主义政府时期一种收集和反映民情的制度设计，在听取社会民众呼声和实现社会公正等方面曾起到过一定的权利救济作用。但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制度设计之初它就处于我国的法律系统之外，实际上是一种反映民情和解决民众要求和问题的“制度外的正式制度”。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到一定阶段，国家和社会的宏观体制转型期出现并逐步进入关键期后，信访制度的边际收益开始逐渐递减，甚至于出现了“负收益”。中国社科院余建嵘研究员通过调查得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     面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信访困境，社会各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应当强化信访机构的职能与作用，真正能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有的则坚决主张取消信访制度，强化法律的权威性和司法救济的力度；有的则持有较为折衷的态度，提出在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应当保留信访救济。     如何突破信访困境，前提是必须对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信访困境具备清醒的认识和评价，这可以从几方面进行梳理：     首先，信访权利作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从“信访洪峰”这一现象的出现来看，它表明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公民的经济自由不断得到实现和扩展之后，公民主体的权利意识和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也在日益强化，民主诉求的意愿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高涨，公民的政治参与实践活动的内容不断丰富，公民愈来愈多的自觉运用合法的方式和手段和进行利益诉求。通过信访这种方式，各级国家行政和司法部门的行为不断受到监督，政府的行政权力不断受到制约，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也不断得到提升。     在这个意义上，“信访洪峰”的出现，反映了我国民主发展程度和水平的不断提高